1990年代左右,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确定了“两个转变”的改革基调后,新中国第一部《建筑法》在1998年3月出台,该法从施工许可证、从业资格审查、招标投标制度方面对建筑业从业规范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可是建设单位只管降低成本的做法,给非正式用工打开了利益空间。一方面,很多国有及改制后的建筑企业既不出工、又不出力,以提供挂靠的方式赚取利润;另一方面,包工头通过挂靠国有施工企业取得施工许可,再利用传统的社会关系从农村募集劳动力,构成建筑业的主力军。自此,农村青壮年以价格低廉的方式大量涌入建筑业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半商品化的劳动力,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后,时常不能按时拿到相应的劳动报酬。
3 包工制度的罪与罚
包工头真的是工资拖欠的罪恶源头吗?如果没有了“黑心”包工头,工资拖欠问题还会存在吗?我们的回答是,包工头既不是唯一的源头,也绝不是最重要的,即使没有了卷款潜逃的包工头,工资拖欠问题也还会存在。
诚然,包工头在工资的发放环节至关重要。但是,建筑工人能不能顺利拿到工资,关键不是看包工头会不会克扣工资,而是看他能不能垫付得起。很多情况下,包工头自己也是一个工资和利润被拖欠的对象[③]。有人形容说建筑业是一个“1亿拉动10亿”的行业,即对于一个造价10亿的项目而言,开发商只需投入最初的1亿资金,后面的9亿资金就可以由各级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大包工头、小包工头逐级垫付。“石家庄市某国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08年11月底曾经接到一个电话,说是石家庄某村拆迁之后要盖6万平方米的建筑,欢迎他们去投标。该公司去后发现,该村的建设项目只有两家建筑公司来投标,他们中标后双方谈判,对方说要该公司先垫资500万元,公司领导想了想,最后还是咬咬牙答应了;结果对方又说,房子要盖到10层之后再给公司钱,该公司一测算,房子要盖到10层还需要花费800万元,前期一共要花费1300万元才能有收益,况且收益是否确定还是个未知数,就拒绝了。”[④]可见,一个建筑项目启动与实施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逐级卷入的过程。
一位从业多年的项目经理从资本运作的角度说,“包工头不能取消,因为包工头作为建筑公司与工人之间的缓冲地带十分重要。”
首先,包工头作为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的“老板”,常常在工资拖欠时扮演着“减压阀”的作用。建筑工人将工资的领取权交给包工头,避免了单个公司与大规模工人之间的直接交涉,将一对多的支付关系逐级分解,化整为零,大大削减了大规模劳工联合抗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将劳资关系融合在熟人关系中,在情面和信任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削减了工人反抗的可能性。
其次,包工头作为工人追讨工资的直接对象,经常背负着“黑心老板”的罪名,成为上级建筑或承包公司在道德败坏方面的“替罪羔羊”。遭遇工资拖欠时,大多数工人首先不是追究建筑公司的责任,而是谴责包工头道德败坏或无能。当然,也存在一些包工头恶意拖欠工人工资,拒不支付,甚至雇佣打手欺压工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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