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与价格波动，已经成为威胁中国粮食可持续增长的棘手问题之一，这在学界已经是共识。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要让农民“种粮不吃亏”。然而对于中国的粮食生产而言，另一道难题是种粮成本高，而农民的收益低。
从投入成本上来看，江西省奇盛源农业的数据显示，一亩水稻育秧、犁田、农药化肥、收割等各项费用支出共计760元。按照亩产干谷1000斤、每斤粮价1.35元计算，每亩稻田的收益是1350元，扣除成本，每亩利润只有590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韩复龄在微博上贴出河北省文安县辛庄村一亩小麦的收益账单，按照亩产小麦843斤计算，每亩小麦收益是843元。除去种子、化肥、浇地、农药、播种、收割等成本，农民种植一亩小麦的净收益为243元。这其中都没有计算人工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毛学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涨是推动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的关键因素。过去十几年，粮食单位生产成本上涨幅度显著高于美国和巴西，成本差逐渐拉大。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高，核心问题在于许多产品的机械化程度有限。
为解决农民收益低，提高种粮积极性，中国从2004年先后开始实行四类农业补贴政策，即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2016年，中国推行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改革，将以往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合并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但粮食直补政策的“尴尬”之处在于，补贴往往没有补在粮食上，而是对农民或者农田进行“普惠”补贴，种粮补贴的增长往往带动农田承租土地租金的上涨，形成争利局面；其次，金额不大，补贴资金发放环节多，相对农资价格上扬、粮食收益偏低的状况，小额的补贴对农民种粮积极性推动有限。
财政部江西监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也佐证了这一点。报告指出，粮食三项补贴对农民吸引力下降，中青年农民不愿种粮。其原因主要是农民种粮比较效益低，目前江西农民种粮食每亩收入不足1000元，只相当于农民4~7天的打工收入；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以承包耕地数简单计算农户种植面积并发放补贴，导致三项补贴成了普惠制的收入补贴，一些农民不种粮但仍然享受粮食直补资金。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需要反思。他认为，如果取消补贴，农民种地更不划算，但补贴可以减少，重点应放在降成本上。党国英调查发现，美国的进口粮食粮价比国产粮便宜30％，如果国产粮降价三成，大多数中国农民都会选择不种地，“一定要搞规模经营来降低成本，一定要推进现代农业”。
为了应对种粮高成本的问题，中国自2004年就开始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此前，从1993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为期十年的保护价收购政策。两轮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出发点，都是推进粮食价格市场化。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未能突破价格“藩篱”。
张晓山指出，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政策，不随着种粮成本浮动，稀释了种粮成本，直接扭曲了市场信号。粮食收购价逐年提高，背离了市场规律，就出现了国产粮收单入库，进口粮入市的情况。党国英亦指出，市场出现的粮食品种阶段性结构性过剩，都和价格政策调整有关系，表明价格机制反应不敏感。
“价补分离市场化改革这是方向。”张晓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市场导向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