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隐忧是，大量农民进城，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影响粮食生产。例如湖南和江西两省是双季稻区，因为劳动力的减少，不少地方慢慢变成只种一季稻。
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大批量的土地流转。目前，流转承包地的农户已经超过7000万户，但中国农村的现实仍是“大国小农”。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我国现在的农户有2.3亿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有2.1亿户，这是个小规模甚至超小规模的经营格局。
张晓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2亿多农户中，真正把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只占其中的30％~40％。张晓山认为，农业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能把这些小农户都能够从农业中驱赶出去。事实上，农村中老年人组成的“5060部队”正在担负着中国粮食生产的重任。
被跨国粮商掌握的“命门”
8月25日，中美再签农产品进口大单。中国再次购买了20.4万吨的美国大豆和40.8万吨的美国玉米。《中国新闻周刊》从农业农村部获悉，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自美国进口大豆有望继续增加。
不仅仅是大豆，中国在棉花、植物油、糖和肉类等农产品方面，每年都有大额的进口需求。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年进口额高达1800亿美元。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程国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想要维持农产品供需总体平衡，经测算需要38.5亿亩的种植面积，而国内只有25亿亩的种植面积，这意味着13.5亿亩种植面积缺口，是通过进口来解决的。
程国强指出，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粮食进口国，但在全球粮食市场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合理的供应链，且中国粮食进口来源相对集中，进口渠道较为单一。例如大宗谷物贸易，中国往往都是通过跨国粮食公司来进行采购。
跨国粮食公司事实上控制了全球的粮食贸易与流通体系，这套体系影响着全球粮食的稳定供给。以大豆为例，中国主要的进口国是巴西、美国、阿根廷，而以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为首的国际粮商，控制着南美和美国70％以上的大豆货源。程国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际粮商的商业逻辑最核心之处在于掌握仓储，掌握仓储设施意味着控制了货源。“国际粮商把农产品从产地到仓储，再到港口航运等物流环节，最后到目标市场，整个全球供应链牢牢抓在手上，国际市场价格怎么波动，对他们而言只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程国强说。
近10年来，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肉、蛋、奶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国际粮商关注于投资产业链上游的饲料供给端，部分外资则在国内的养殖行业介入较深。
程国强认为，跨国粮商在国内的投资行为，只是遵循了商业逻辑，不应将商业逻辑政治化。相反，中国的粮食企业应该多学习国际粮商如何布局全球粮食的供应产业链体系。
在程国强看来，日本的粮食安全保障策略就值得中国借鉴。近年来，以热量计算的日本综合粮食自给率一直徘徊在40％左右。若按实体农产品来计算，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只有29％。2017年，《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显示，日本在113个参与统计国家中排名第18位，远高于排在第45位的中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就通过“海外屯田”为主的投资方式，尝试利用海外资源确保本国粮食的稳定供给。
程国强建议，应鼓励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深度参与农业资源丰富国家的农业产业体系，布局仓储、物流等供应链，同时培养一些“铁杆”贸易伙伴，摆脱对传统农业出口大国的依赖，抵御可能出现的贸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