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初，郎咸平推出新书《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1月，《人物》杂志与郎咸平面对面，以民生问题问计于他。其中的一些问题，是我们从读者中征集到的。我们也希望，郎教授的回答能真正解决更多读者心中的疑惑。
《人物》:您曾说过，中国人全球工资最低。但当有人建议给大家发工资时，便有专家说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现在超量的货币有否体现在个人收入的增加上？
郎咸平:那些专家是照搬教科书上的理论:每年经济产出就这么多，比方说就100斤大米，而工资如果是100块，那么米价就在一块钱一斤，这样，工资如果涨到了200块，大米还是那么多，所以物价是两块钱一斤。这个理论放在欧美基本上是对的，因为那些国家工资占GDP的比重非常高，这样你涨工资等于没涨，因为东西还是那么多，越涨工资，钱越不值钱，这样会有通货膨胀。
这理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国民经济的大部分产出都被工资消费掉了。但是，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全世界最低的，就算老百姓工资翻一番，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力也不及政府举债投资的五分之一，也不如天量信贷的十分之一。你想想看，我们的产能过剩这么严重，各行各业都是严重的供过于求，而且什么都涨，就是工资不涨，按照这些专家的理论，怎么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呢？可是现实又如何呢？去年我提出警惕滞胀这个观点的时候，还有某个经济学家和我辩论，可是，现在连他自己都修改了自己的观点。
《人物》:您特别主张藏富于民，您认为主要应该通过何种路径来实现藏富于民？
郎咸平:我最近提出一个“马车理论”。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是国民经济的两匹马，政府拿着税收这条鞭子在驾车。现在情况是，国企不去拉车反而在车上增加负担。政府不去养马，反而用越来越重的鞭子加重负担。2009年，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占了GDP的35％。企业各种税负有20多种，占税前利润的70％，全世界最重。以个人养老金为例，薪水的8％要上交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同时企业要再交20％到社会统筹账户，这么高的缴款比例却并不是因为真的给老百姓养老了，而是因为养老金既有历史漏洞，又有统筹和管理成本过高、投资收益过低这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说，税收本来是再分配的过程，可是我们的税收却是收上来就完了，不是真正给老百姓花钱，不是公平地再分配给老百姓。藏富于民就是要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让国企不再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
《人物》:当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便会突出。您曾说穷苦人群开始绝望了。您认为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是否会形成政治风险？应该怎样避免这种风险？
郎咸平:我看到社会上更多的是无奈而不是绝望。
我最担心的不是什么政治风险，而是老百姓过得幸不幸福。央视每年进行“经济生活大调查”，有一题是您对目前生活的感觉:很幸福、比较幸福、一般、很不幸福。其中选择很幸福的比率一直是4％左右。选择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率在不断上升，2007年18％，2008年24％，2009年是25％。今年达到38％。调查显示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对收入和住房不满意。
顺应民意就不会有政治风险。比方说2006年的结果显示老百姓最关注的是医疗。随后我国进行了医疗改革，现在连普通农民都能报销60％的医药费。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老百姓对这方面的满意度至少提高了一点。
《人物》:金融危机使西方人极大地克制自己的消费行为，而在中国似乎影响不大，2008-2009年的餐饮娱乐业并不萧条，这是为什么？还能说中国人工资低吗？
郎咸平:美国老百姓不是克制消费，而是因为过去滥用消费信贷、过度透支，现在失业率还居高不下，当然消费不振。金融危机是怎么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