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关于“高考状元”的炒作，仍未止息。甚至还扩展到香港，如港大录取了多少多少个高考省市状元，“比去年增加4个”云云。这类消息，我看不出有太大的意义。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高考状元”今何在？有识之士作了调查，结果发现，并非所有“高考状元”踏上职场后都是第一流的。一位研究专家调查了自1952年至2011年全国范围内的1400名高考状元，发现高考状元中诚然有职场状元的身影（如有几位两院院士）；但交集非常少，且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考状元。年轻时考试成绩了得，参加工作后大多湮没无闻，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并不复杂：“高考状元”也者，只是高考分数得了第一。为了追求这个高分，他们往往把全部精力用于解题、用于死记硬背。时间是一个常数，你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背书和解题，不免顾此失彼，你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可能大受限制。而后者正是培养一位顶尖人才所必具的品质。“高考状元”相当部分只有分数的优势，从小死读书，擅长解难题，他们一旦走向社会，其短处就显出来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是全部）难以成为顶尖人才，便不是偶然的了。
做个“职场状元”，要旨在投身社会实践之后，将创造性的思维转化成创造性的劳动成果，获得高端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既需要智力，且在于个性、情绪智力和持之以恒的毅力等非智力因素。考察一个人的真才实学，主要标尺是看他能不能做到活读书，学以致用，来解开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和生产经营中的各种难题。“高考状元”相当部分性格内向、情商较低，动手能力较低。如果未在大学调试好，进入社会后短期内将很难适应工作。俄罗斯的知名导演斯坦尼说过：“没有顽强的细心的劳动，即使是有才华的人也会变成绣花枕头似的无用的玩物。”许多“高考状元”正是如此。
当然，凡事要“话分两头”。状元有真本事者也是有的。唐开元十九年辛未科状元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之一。唐元和三年戊子科举状元柳公权，精于楷书，也擅长行草，和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元代赵孟頫，合称我国“楷书四大家”。即以现代人而论。比如化学家侯德榜院士，当年考清华12门功课1200分满分，但他的动手能力也很强，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氏制碱法。又如桥梁专家茅以升院士，从读私塾到考入唐山路矿学堂，每次考试，他的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上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此，对高考状元不可一概否定。
人的一生是多次博弈的过程，不要把“宝”全压在高考分数上。一个人的成才，机会多得很。不要把“高考状元”看得过重。分数是要的，但过于看重分数、考试名次，有时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我们对于应试教育的消极后果，应有进一步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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