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所以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报告根本没有理睬。随着飞机性能的改进，他们一次又一次给政府写信，仍然石沉大海，毫无结果。甚至美国国会在这个时候还通过了一项禁止资助制造飞机的议案。直到1908年莱特兄弟在世界各地进行多次飞行表演，已经闻名世界，他们的伟大发明才得到承认。1926年美国罗伯特.戈达德第一次进行火箭试验成功，写信给曾经给了他少量资助的华盛顿斯密森研究院院长报告这一消息。可是他不但再也没有得到任何资助，反而受到报界的嘲讽，说他的试验是“相当幼稚的游戏”。更使他痛苦的是，在他1945年去世之前，他得知德国人所研制的火箭是根据他的早期火箭原理和专利制造的。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战后美国的航天技术是由德国火箭专家来领导的。1976年美国得克萨斯公司的职工提出一项会说话的便携式计算器的设想引起哄堂大笑，在向上级报计划时，终因“不可理解”遭到拒绝。事后，设计者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研究经费，这项“不可理解”的设计终于研制成功，使该公司获得了数以百万元的收益。一家国家重点企业建厂元老级的专家提出将该厂重大产品的几道重要工艺合并为一道工艺的专利设计得不到支持，提交给科委，科委再请该厂总工办作为行业专家拿出意见，其结果可想而知了。在处理程序上是合法的，不给予试验的机会，也只能说是“巧妙的”处理方式。
对于发明创造，对于人类从来没有实践过的事务，要作出成功或是失败的判断是及其困难的。对重大发明创造自觉不自觉的压制，就会造成技术进步的损失，对一搬发明创造的错误判断也会造成经济学所说的“机会损失”。除了科学技术传统观念和认识根源的因素，专家对待风险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风险同样困扰着评估专家，如果支持对了，最多也只不过有人可能提起“还有某某伯乐的支持”;万一失败，会使专家丢了面子、名誉扫地，如果涉及资金和损失还有个责任问题。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专家会选择否定。方案被否定，也就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去检验他的判断是对是错，而且从来没有人追究过这种责任。
创新产品的专家评估论证，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是一种特殊的与一般工程项目论证有区别的评估。对于新产品、新方案的评估应该主要请那些对新事物，对创新特别敏感的开拓型的，自己有过发明创造经历的技术专家，也应该有经济和市场方面的专家参加。专家评估也不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日本人有一句名言，“等到百分之六十赞成时，为时已晚!”。对专家的意见要有记录和检验，支持错了有责任，否定错了，也是一种失误，这种失误责任或许更大些。经过检验，对专家评估队伍不断调整，使支持创新并支持对了的专家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指出，对于一项发明而言，不论发明人的资历、学历任何，发明者可能是超过所有专家的。因此专家的意见也只能作为决策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