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80后”、“90后”的“穷二代”们越来越感到改变命运的受挫，则注定会让一个社会出现大麻烦。面对漫山遍野的失意者，权力和资本阶层一定会感到不安。但也恰恰因为如此，不安和焦虑会让他们更为紧张地维护既得利益秩序，更少让步。因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让步越会出现更多的危险。
对于很多人来说，“自我”是他者眼中“我是什么”的一个认识。在心理上，一个人当然可以随便把自己想象为什么，比如想象自己是上帝，但这更多地只是一种神经症的症状。对于一个“上等人”阶层的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来说，没有“他者”，而尤其是与其对立的阶层的认同，“上等人”的建构是无济于事的。
因此，权力-资本阶层牢固地在社会中确立权和钱处于价值排序的高端位置，制造一种金钱的身份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道理很简单，只要确认金钱和权力在社会价值排序中处于高端，并且，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成功”、“高贵”、“有价值”的光环，拥有权力和金钱的富人阶层，他们属于“上等人”，在合理性上就可以得到论证。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早已证明，认为一个富人高档、一个穷人低档的具有“歧视性对比”色彩的价值排序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一种主宰性的观念力量，就是最穷的人也要在价值排序的压力之下，进行零敲碎打的门面装点。改革开放30年来，金钱的意识形态早已牢固地确立。有钱已经成为“成功”的象征。电视节目和现实生活中的“拜金”成为无可抗拒的时尚。已经可以确认，因为金钱的暴政，在心理上，穷人在富人面前已经没有任何心理优势。他们已集体性地屈服于社会的价值排序中。
但是，由于富人阶层“上等人”身份，不是在一个大致平和，而恰是在一个充满敌意、充满不公正的感受的社会心理氛围下建构和认同，决定了他们必须进行极端化的表达。他们的财富获得和对既得利益秩序的维护，在某种程度上伤害到了穷人，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罪恶感在袭击他们，为了让自己压抑或否认这一点，在心理上，他们必须对穷人表现出蔑视，有时甚至较为夸张。而面对穷人的敌意，从心理保护上考虑，为了消除自己的恐惧感，他们必须对穷人表现出愤怒。另外，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演变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拜金的加剧，富人阶层越来越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瞧不起自己，因此也越来越需要夸张地让别人知道自己多么有钱。
“官二代”、“富二代”们的飙车等的刺激性行为夸张地“传承”了以上心理因素并追求一种对社会的心理冲击效应。他们似乎宣告：这个社会是他们表演的舞台，其它人只有看戏并遭受羞辱的份；他们可以无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是另一种特殊的人群。
用“上帝要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来界定李启铭等人的嚣张性行为显然过于简单化。但它预示了一种危险，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可以让正义不被权力和金钱劫持，可以让阶层的分野显得“自然”和“正当”，并阻遏阶层的固化和社会的撕裂。
中国社会出现富人阶层，甚至出现“贵族”阶层都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好像也不是什么错误的事，可怕和错误的在于，我们甚至到今天都无法纠正阶层分野中的野蛮。而按这种趋势，富人阶层关于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的夸张性动作，在逻辑上只能自毁。需要重复的陈词滥调是：假如不下决心阻止阶层的进一步固化，可以想象，类似于李启铭等人的表演还要继续刺痛公众的神经；而更多的失意者将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潜伏，然后在呼吁重新洗牌的人“跟我来”的召唤中一跃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