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平庸和低俗在很多时候更是作家、艺术家们的生存之道——权力敏锐地意识到，相对于直面社会人生的作品，平庸和低俗在政治上有一种消极的积极作用，是值得纵容的，于是就不择手段纵容了起来。这是我那位作家朋友将文学从真实的生活中剥离，使之成为毫无意义的梦呓的唯一原因，广而论之，这也是我们当前文学艺术创作远离现实、精神萎靡的根本原因。
这种见解甚至影响了我对“80后作家”的看法——你不能要求他们超越自身就很羸弱并且日渐衰微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这两代作家已经用平庸为自己书写了完整的历史，这就是说，你不能再指望他们写出超越其自身条件的作品了，他们的路狭窄而短促，并且已经基本上走到头了)，你不能指望肩膀还很稚嫩的年轻人担当起思想者的责任，去复兴文学的内在精神，你知道是何种强大力量阻碍着他们。
我那位作家朋友也是一样。
2009年，中国有两件触动民间情绪的大事，一个是“西藏事件”，一个是“汶川大地震”。我愿意相信“民间情绪”与被政治动机支配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同，基本上是真实的内心反映，包括因为豆腐渣工程导致大量校舍倒塌学生死亡而指责政府、情绪几乎失控的网友，包括在允许游行的国家一边游行一边对不允许游行的国内民众高呼“中国加油!汶川加油!” 的海外学子，表达的都是各自内心的声音。
但是我随后注意到，在非民主状态下 “民间情绪”是有可能隐含意识形态期许乃至于意识形态蛊惑的。在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为什么一些学生弃民众苦难于不顾，逃避自己本应当承担的公民责任?在美国享受西方式“民主”、“自由”，为什么一些学生非但没有利用这个条件揭露谎言、追究巨大灾难深处的腐败和权力罪恶，反而摇着小旗子呼喊一些令国人不齿的政治口号?为什么在民族大难面前出现了以余秋雨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家破人亡民众的“含泪劝告”?为什么每一次社会事件发生以后都会出现许许多多满嘴胡言乱语的所谓“专家学者”?为什么一旦民族有难，马上就会有大批所谓的爱国主义者(被网民们讥讽为“爱国贼”者)跳出来，在网络上和现实中干扰和破坏人们的正义诉求?
所有的“为什么”都在指证：强固的国家机器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制造合格的社会产品的能力。
我那位作家朋友如何了呢?
尽管怀有鸿鹄之志，十几年以后，由于不再把持刊物——这通常意味丧失了在体制内交换利益的条件——发表作品也很难了，只好在博客中刊载一些抒发胸臆的短文和诗作。一般来说，坎坷会使人成熟，然而我在“西藏事件”和“汶川大地震”期间看到，我那位朋友竟然写了很多可以被称之为“轻薄的爱国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的短语和口号，这意味着，这个已年届四十的人始终没有让自己的灵魂深刻起来，其精神品质还停留在欣赏女人被“日”以后是一种美的阶段。
是什么东西使这个人成了这个样子?其实，我前面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用一个词汇来概括，那么，我把它称之为：“国家意志”。
“国家意志”不是政治哲学的抽象名词，在你我他的生存环境中，它是极为具体的，具体到可以让人感觉不到“国家”这两个字的程度——当你面对成功和失败两种人生结果的时候，利益与良知孰轻孰重?当你必须指认和遮掩真相与谎言，并由此决定你人生处境的时候，你会将良知置于何处?当你在体制内面对升迁和荣誉的时候，在得到与失去之间你将作怎样的取舍?当你只要向权力有一次精神卖淫就可以从不“著名”变得“著名”起来的时候，你将何去何从?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哈姆莱特的问题从来不是哈姆莱特的个人问题，我们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把哈姆莱特逼到了向自己发出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