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问的境地。除了极少数视死如归、灵魂特别高洁的人，在超级力量“国家意志”的诱惑胁迫下，很少有人能够保持灵魂的贞洁，很少有人。
六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疆域日渐狭窄，其精神高度甚至无法企及“五四运动”所达到的水平，不是因为生物进化到这个时候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异，人突然傻掉了，实在是因为知识分子群体被置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境之中——古往今来，历史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从一切社会细节中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品貌，诚如唐太宗李世民所慨叹：“天下士子尽入吾彀中矣!”中国知识分子再也没有气力书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史了，“食王爵禄报王恩”、“忠君报国”、“君尊臣卑”、“君命臣随”的世俗算计替代了高尚的精神渴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本应当自由的、战斗的群体大面积委顿，成为定时跳到墙头为主人报晓的家禽，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换一句话说，专制主义不仅制造社会苦难，它同时还制造病态人格。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1970)说过：“如果一个人一直生活在他人的管制之下，那么，他对世界的认识就会是这样：世界上的人不是狼就是羊，而且他很清楚，他自己是羊而不是狼。”(转引自[美]爱德华·霍夫曼：《马斯洛传—关于人的权利的沉思》)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从心理学语境中引申出来，把它作为社会学现象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专制条件下，那么，他对社会的认识就会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是由狼和羊组成的，国家是狼，人作为个体是羊，而他很清楚，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制下，他自己只能是羊。”
在狼与羊的社会构成中，人的反应分为两种——
一种是坚守人的品格和人的本性，其中一些灵魂特别高洁的人还会把争取人的权利和尊严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来追求，这意味着他随时都会被屠戮，会被置放到国家祭坛，“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因言获罪，成为国家牺牲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人。
还有一种，那就是憧憬着成为狼，成为依附在国家权力之“皮”上的“毛”。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做了这种选择，在这一点上，余秋雨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知识分子由羊向狼奋斗的路途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喧闹和拥挤。这是一个卑鄙、堕落、血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除了良心泯灭、道德畸变和人性扭曲，成为权力者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和穷凶极恶的帮凶，难道还有其他路可走吗?没有了。
专制主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烙下罪恶印记的。
“陈行之先生，你一定是忘记了文章题目，我们想听你说一说韩寒，怎么通篇不见韩寒的名字?”
我说的其实正是韩寒。
请想象一下，就在这样一个被国家意志操控着的世界里，在一个除了意识形态喧嚷再也没有别的声音的地方，在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文学家、艺术家，所有“大师”们)都沉默着蜷伏着，有的甚至像权力的看门狗一样向民众狂吠着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一个朝气蓬勃、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指着皇帝说：“丫没穿衣服!”会在我们中间引起怎样的震撼?!
一开始我没在意韩寒，但是，不断读到他尖锐的社会批评，读到很多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发出的观感，我突然感觉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事件发生了。
在这个事件中，韩寒自身如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为一种现象彰显出来的社会意义：从来都是铁板一块的社会机体终于出现了一道裂隙，在国家机器生产线一批又一批合格产品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异类。
在以往六十年中的任何一年，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
如果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