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乡村学校均用新教科书，儒家著作基本退出教坛。直至解放以后，对于儒家著作及其学说，只是专家学者研读或教材节选少量。文化革命批林批孔之后，除了批判，孔子及其学说极少为人们所提及。这样，孔夫子其人其书，难免孤寂冷寞。而近些年突然请出孔老夫子，提倡儒家文化，对于多数人来说，大体也只是知其有与无，抑或知其好与坏，这就难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敢断言，儒学到底为何物，不少当权者和社会名流怕也只是一知半解。至于外国人就更不用说了。
这次，于丹广东讲学，故伎重演，要不是一位有点见识的好事者杨恒均先生在场，听出了些破绽，并为文评说，怕也仍不为外界所知晓，让人永远蒙受欺瞒。虽然于丹从前那些关于儒家及文化的著述或所谓心得体会，本人浏览过一些页码，心情激动，本想写点什么，幸好终未动笔墨。现在想来，读也只是瞬间即过，全无印象，仍然只是觉得好与不好，不敢妄加评论；而此次杨恒均、许锡良两位先生和其他几位博友的大作算是拜读，但未亲临现场聆听，尽管言之有理，哪敢就此说三道四。如果再写，未必能有所突破，于是对于于丹的述评，也就只好断然作罢。不写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无论杨恒均、许锡良先生，其他各位对于丹讲演为文说事诸君，还是于丹在英国为其翻译的那位先生的《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的披露，到底有何作用？不就是说说而已吗？于丹会因此提高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再也不哗众取宠了吗？细想起来，文人除了多事，也真有些无奈了。不过若要捍卫学术，也就另当别论。
于是就想到，如果中国人和别的听众文化水平和听讲水平稍高些，是不是也会能像听讲演的杨恒均先生那样，当场就脸红呢？从杨、许二君的大作里似乎看不出有红脸的。诚如许君所透露，有的明知不对也不脸红，那就不好了。相反，当于丹把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当成中国文化，并以“三八二十三”指鹿为马的特权逻辑宣扬时，听众还为其喝彩。这就是听众的悲哀了。再则，如果中国的主管领导人，能像毛泽东那样懂一点儒家，于丹也不至于如此放肆。领导们也难免悲哀。不过社会名流和领导各有专攻，不全懂也无大碍。如果能有一批有水平的文化裁判，就像体育竞技、歌咏比赛那样，对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作出客观判断，于丹们还能随心所欲地混下去吗？这也未必，因为水平虽有，能否说真话公正裁决，那又是另外的规则了。这可能就是于丹为何得以拿儒家特权伦理教导当今民众，又一客观原因。
当然还可以从于丹主观方面去谅解。会不会是于丹备课、写书时，忽略孔孟说话时的语境，孔孟的那些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对谁说的，目的是什么，或者缺做学的基本常识，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孔老夫子平时都沉默寡言，只有对着王公大臣等特权阶层和他所希望成为上等人的学生们，才会滔滔不绝地说话。尽管孔子的言论存在丰富的文化内含，其中有许多可用之处的东西，但从论语所记载的言论来看，孔子所讲的那些话（包括他的教育和修养等言论），几乎都是在有针对的特定语境下，对着特权者和为了教导特权者怎样规范言行，怎样做人为官或怎样为官场效命有感而发的。初衷并非为了教导民众怎样生存。对此于丹是否注意到并作过思考，不能不让人生出怀疑。从对这些基本点的忽略来看，于丹做学问的态度和学术水平便可由此见其一斑。这里，不排除于丹有可能明知故讲，这就是一个学者立足点的问题了。
其实，当前学术界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岂止于丹一人。怎样才能避免于丹们为所欲为地忽悠听众，糟踏学问呢？恐怕还是只有包括于丹在内的学者们端正学术态度，克服虚荣心，自尊自重，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大家共同自觉树立良好的学术空气，才能有所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