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里的“礁石”太多的现状。去年，我们给社会组织“松绑”，但接下来就是如何推动、服务、监管、引导的问题，这需要思想进一步解放，也需要政策法规的配套，还需要更精确的管理举措。
要破除这些困难，一方面要增强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另一方面，还是必须紧紧依靠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协同，共同努力克服改革中的困难。最需要的支持，是来自人民的支持。
所以，我们将加大政府改革，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把政府为主的社会管理行为转化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共治行为。
本报评论部：从共建、共享到共治，这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创新。在这个“共治”过程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王荣：我举个例子吧。去年大运会期间，深圳在“共治”方面，尤其是扩大公众参与度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制度财富。比如，我们提倡“绿色出行”，不采取行政强制和政治动员，而采取自愿选择、自觉停驶，这样，不给人添堵也不给路添堵，把“要我做”变成了“我想做”、“我要做”；比如，在建设“志愿者之城”、培育社会组织、通过媒体组织关爱行动等公益活动方面，从政府角度，我们积极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活跃在前台，既调动了社会的创造性，也让政府行为真正做到亲民惠民。
我们有个体会，凡能交给社会解决的，尽量给社会；需要市委市政府牵头的，或需要社会和政府共同协商的，那政府当仁不让。当然，社会共治也意味着社会主体需要更加充分地发育起来。目前最需要推动的是行业协会、企业工会、民间慈善、社会自治等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大发展，让工青妇组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组织，以具备条件实现中央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而在规范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政府仍具有特殊的作用，特别是在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因此，既要划清政府权力边界的有限性，更要发挥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有效性，这也是“社会共治”的基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