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欢这个国家：“我记得特清楚，坐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车。高速公路上全是车，晚上，车灯都开着，就像一条长的光带，非常壮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在他看来，80年代初的理工科留学生居多，这些学生们时常聚在一起，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英文又一般。毕业后，大部分人的前途就是拿绿卡，找一份工程师的工作。
阎焱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深知在美国社会，英文的重要性。初到美国，他搬到了一个美国老夫妻的家里，交了一年房租，那段时间，他不和任何中国人来往，也不看任何中国文字，一年后，他发现自己做梦都在说英文。他知道，英文过关了。
普林斯顿给的奖学金够多，阎焱不用去打工。到美国的第一件事，阎焱就花了6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接下来则是心无旁骛地读书，他对自己未来的定位是做研究，回国当教授。在普林斯顿，有两个人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一位是余英时，一位是杨小凯。
阎焱跑去上余英时的课，余先生乡音未改。课后，阎焱跑去跟余英时交流，“余先生你是安徽人，他说是的；你是安庆人，他说是的；你是潜山人，他大为诧异。”有一位普林斯顿的校友捐了100万美元用于公益事业，这笔钱由余英时、阎焱和另外一位校友管理。
这笔钱资助的第一个人是画家张朗朗。张朗朗的父亲是国徽设计者张仃。“文革”时，张朗朗因反对江青，被判死刑，在秦城关了7年。
多年后，在众人悼念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时，阎焱在微博上写道：“小凯曾告诉我，最聪明的人都死在监狱里了。”
杨小凯是高阎焱几届的师兄，出现在普林斯顿的他，不是特别合群，显得非常冷静。阎焱记得，一群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几乎每个人都非常激动，但杨小凯只是很冷静地在旁边坐着。在阎焱看来，他是人群中的鲁滨逊，独立，冷静，是经济学界的王小波。
毕业后，阎焱来到了世界银行的政策、计划、研究部，从事中国企业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双重学术背景，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思考和熟悉，使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他做了两个研究，一个关于全球的人口生育模型，他把统计学上的高斯模型，用于人口统计；另一个则是关于中国的保障性制度改革。研究背景是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一大问题就是企业办社会，企业既有电影院，也有托儿所，还有医院。研究到最后，他的结论是企业一定不能办社会，要把这些福利性的功能推向社会。这个结论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早提出，阎焱是这个研究的参与者之一。
在世界银行呆了两年，阎焱跳槽去了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他是第一个去该研究所的大陆华人。尽管收入低了一半，还要交税，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因为他的同事有美国副总统、美国副国务卿。
“在那里，你所积聚的是最顶端的东西，你将来要干什么，从那儿作为起点就很容易。这个是我当年插队时想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在农村最底层的时候，再有本事，想做成一件事，难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自上而下，就易如反掌。”阎焱总结道。
他所追寻的价值
本刊记者问阎焱，如何理解“价值”这个词，这触动了他的神经，早年的求学经历与频繁转换的工作轨道，他始终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那种人(当官，走仕途，改变社会)，不过当下，他早已释然。
早年，他所认同的价值是入仕改变社会。在普林斯顿的阎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和在北大校园一致，并未改变。他寄希望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希望自己在政治序列里能有一席之地，去做点事情。
有一件事情解开了他的心结。有一次在华盛顿参加聚会，有人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