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等我分配到工厂去以后，尽管是总工程师，但是工程师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地位是很低的，你发现什么也改变不了。”阎焱回忆说。
做了两年的工程师之后，阎焱毅然决然地转轨了。
1984年，他以第一名的分数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理由很简单，他想改造社会，当然，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是进入仕途。在当时的阎焱看来，中国人对权力的遵从和崇拜远远超过任何东西。
那时的阎焱理所应当地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毕业了一定能进入政府部门。整个“文革”期间，社会学被看成右派学科，而1978年到1984年，只有三个大学开设了社会学的学科，北大、南开和中山大学。那一年报考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的有几千人，阎焱考取了。
北大的三年时光对阎焱来说，充满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一个胸怀理想，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在未名湖畔，开始思考他所经历的人生，他开始探寻他对现状不满的深层次根源，在阎焱看来，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本能上的愤青。
“比如说那是我们早年对民主的理解，什么叫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到了北大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民主的精髓不是这个，民主的精髓真正是在于保护少数人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所以北大对我来讲，是我真正的开始在理性上启蒙和觉醒的阶段。”阎焱如此说。
在北大读社会系研究生的时候，阎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北大学生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5年的一段特殊的经历让阎焱内心非常失落，他内心依靠从政来改造社会不公正的想法动摇了。他觉得在一颗大树上，如果处于枝丫的位置，或许只能成为加大风力或者降低风力，于树干本身力量微乎其微。
海外岁月
北大硕士研究生快要毕业时，阎焱才明白，当不当官和学校没多大关系。事与愿违，只是凭着一腔激情和道听途说来的消息陷于被动盲从。他觉得自己应该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后，寻找机会。
1986年，阎焱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学位。“我记得特清楚，坐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过那么多的车，高速公路上全是车，晚上，车灯都开着，就像一条长的光带，非常壮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阎焱说。
美国的幅员之辽阔，土地之肥沃，对阎焱的冲击是震撼性的。但是它又是一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社会，爱说什么说什么，爱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违法。
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里面留学生的那种生活，打工，而后自己办工厂。阎焱认为，80年代初出去的留学生理工科居多，这些学生们时常聚在一起，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英文又一般，毕业后，大部分人的前途就是得到一个绿卡，找一个工程师的工作。
对阎焱来说，他们的路径是相当陌生的，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阎焱深知在美国社会，英文的重要性。
初到美国，阎焱的英文不过关，他就搬到了美国的一个老夫妻的家里，交了一年房租。那一段时间，他不和任何的中国人来往，也不看任何的中国文字。一年将近的时候，他有个很有趣的发现，他做梦都能说出来英文，他知道，自己的英文过关了。
如今，阎焱的英文词语可能没有当地人多，但在口头表述上，书面表达的清晰上，他可以做到很好。因为当时普林斯顿给的奖学金够多，阎焱不用去打工。到美国的第一件事，阎焱就花了6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寒暑假的时候，也用多余的钱去帮家里买个三大件啥的。
剩下的则是心无旁骛的读书，他对自己前途的定位是将来去做研究，回国当教授。在普林斯顿，他见到了两个人，余英时和杨小凯，他内心想从政的想法又被勾了起来。
普林斯顿的阎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