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北大校园阎焱入仕的想法截然不同，尽管初衷非常的一致。早年想从政就是想进入体制内，但是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并未改变，但是他的想法是寄希望于中国改革的进程，希望自己在政治序列里能有一席之地，去做力所能及的点事情。
在美国社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亨利保尔森，新一任的美国财政部长。此人名字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并不陌生，知道他是高盛的总裁，是华尔街“最有权力”的人，在2006年的时候，他成为美国财长，鲍尔森做财长的时候，他的收入是在高盛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在普林斯顿，阎焱跑去上余英时的课，余先生乡音未改。课后，阎焱跑去跟余先生交流，“余先生你是安徽人，他说是的；你是安庆人，他说是的；你是潜山人，他大为诧异。”阎焱笑谈。
他不知阎焱在那里插过队。阎焱跟余英时的交往颇多。除了上课之外，有一个由头是普林斯顿的一个校友捐了100万美元，让用于公益事业，这个钱由余先生，阎焱和另外一个普林斯顿的校友管理。三个人的身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
那个钱用来资助的第一个人是画家张朗朗。张父是张铁，也是一个画家，研究美术史，“文革”时，遭到江青陷害，入狱七年，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第二个人叫苏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美国文学的。
当然，在普林斯顿阎焱的学习成绩很好，博士生资格考试，阎焱的历史考了最高分，拿到了1.8万美元的荣誉奖学金，然后拿着这个钱就跑去东欧呆了三个月。那时候东欧刚发生剧变，冷战结束了。
一度，阎焱的身份是个学者。
普林斯顿毕业后，阎焱来到了世界银行的政策、计划、研究部从事中国企业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双重学术背景，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思考和熟悉使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此期间，他做了两个研究，一个关于全球的人口生育模型的，他把统计学上的高斯模型，用于人口统计；另外一个则是关于中国的保障性制度改革。
关于保障性制度改革的背景是：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办社会，就是一个企业既有电影院，也有托儿所，还有医院，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近亲的社会，谁跟谁都是亲戚，企业最后很难管理。
这个研究到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企业一定不能办社会，要把这些福利性的功能，推向社会。后来中国国企的改制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最初，这个结论是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早提出了建议，阎焱是这个研究的工作人员之一。
在世界银行呆了两年，阎焱就跳槽了。
他去了美国智库的哈德森研究所，他是第一个去该研究所的大陆华人。尽管收入比世界银行的收入低了一半，还要交税，但阎焱还是义无反顾，因为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美国副国务卿，都是阎焱的同事。
“在那里，你所积聚的是这个社会最顶端的东西，因此你将来要干什么别的事，从那儿作为起点就很容易；这个是我当年在潜山县插队的时候，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你在农村最底层的时候，你再有本事，想做成一件事，难的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自上而下，就易如反掌。”阎焱阐述。
人脉是最厉害的乘法。这是阎焱在潜山县插队的时候，就想明白的一个道理。当然那时候的阎焱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只是身边高盛财长那样比比皆是的美国故事，只是让他明白，有准备的人生就是好的。
1992年，在哈德森研究所潜心做了一年研究的阎焱，他的新书出版了，书名叫《胜利后的尝试》，写的是冷战之后的东亚战略军事。有一天，他躺在床上，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世界，干什么最好？想来想去，世上最好的事情就是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