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与国君威严圣明的作用相提并论。”其实，这正是李世民所要的答案，也正是他殚精竭虑所要避免的局面。他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尽可能避免决策出现失误。
首先是以史为鉴。历史与现实有时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决策与执行的关系上同样如此。决策者是不能自以为是的，否则等到自己处处感到执行力不如意时，处境就相当危险了。李世民有一次谈到隋炀帝时说：“隋炀帝知识渊博，也知道推崇尧、舜这样的圣君而贬斥桀、纣，然而为什么他做事的时候截然相反呢？”魏徵回答道：“隋炀帝自恃自己才智超人，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不能让有智慧的人无保留的奉献谋略，也不能保证勇猛的人能够竭尽全力战胜敌人。他虽然口诵尧、舜之言，执行的则是桀、纣那一套，至死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太宗表示这一定要时刻引以为戒：“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其次是以人为镜。李世民从“以铜为鉴可正衣冠”的道理中，悟出“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要求执行者能够成为一个明白人，同时能够对上级的决策负责，不能在执行中机械地回答一个“是”就算完事。李世民曾经针对隋时的一个案件谈到下级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否则对于落井下石：隋炀帝下令追查一起盗窃案，听说抓了二千多人后，又下令全都斩决。这时候执行团队已经发现真正有嫌疑的只有5个人，却不敢如实上报，把这二千多人都处决了，等于助长或者促成了隋炀帝的暴虐。李世民语重心长的对大家说，他“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决策难免会有失误，因此他要求群臣要像魏征那样“随事谏正”，使他少犯错误。
再次是兼听则明。兼听，不仅是尊重不同的意见，更要虚心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即“询于刍荛”，关注割草打柴的人们的心声。管理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听风就是雨，否则就会被小道消息或者扭曲的信息左右，那样反而更容易脱离实际。魏征在谈到怎样避免在决策中犯错时向唐太宗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偏听偏信的悲剧：秦二世偏信赵高的话，结果养奸为患，最终在叛乱中被杀死在望夷宫；梁武帝偏信朱异的一面之词，招致侯景之乱。侯景攻下国都后，被俘获的梁武帝受到百般羞辱，病饿交加，临死想喝一口蜂蜜都没有得到。以此告诫李世民不要被体制内亲贵宠恃的大臣阻塞了言路。李世民连声称是，常常闻过则喜，终于开拓出了被称为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
决策当为执行者所乐用
唐太宗所谓纳谏，在我们今天看来，意在形成一种校正机制。表面上看是允许甚至鼓励执行者挑战自己的权威，实际上是想树立一种榜样，形成一种风气，要求“二传手”们在执行决策时同样要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不能自以为是，不能假传圣旨推卸责任。这样一级做给一级看，有助于最高决策的落地更加切合实际。另外，决策在执行中的趋利避害，有助于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使终端执行者乐于执行。
一言九鼎的李世民之所以虚心纳谏，当然是为了李家天下的江山永固；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述求，需要最大限度的考虑治下臣民的利益，在客观上对自己不能不有所约束，即所谓“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防止“损百姓以适其欲”。按照这样的原则，决策时就需要考虑获得执行者的认同。其实，管理者自己没有能力直接创造足够多的物质财富，能够给执行者带来的“福音”就是允许执行者发挥聪明才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只是在社会“蛋糕”一定的情况下，彼此有了零和关系，将利益分配的重点放在执行者一边才不乏实质意义。李世民亲眼所见，过去“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反过来，他“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